职业教育如何从“技术跟随”走向“创新策源”？——我国香港职业专才教育的范式转型实践与镜鉴
黄辉 陈彦丰 郑智源
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 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摘要:全球价值链重构与科技竞争加剧，对职业教育功能定位提出从“技术跟随”向“创新策源”转型的新要求。香港职业专才教育经历路径依赖期、功能漂移期与范式转型期的历史演进，正处于从服务产业到驱动创新的转型关口。香港创新策源导向的职业专才教育不再只是被动回应产业需求，而是主动介入产业规划前端，服务于宏观战略落地、技能标准建构和创新人才供给等多重目标。转型过程中，香港职业专才教育在治理结构、人才供给、社会认知与制度空间四个维度存在结构性阻滞，即政产学研多元主体协同效能有待提升、技能人才培育与创新策源需求存在错位、文凭主义传统与职专价值认同存在博弈、创新要素流动壁垒限制创新策源的外溢辐射。面向未来，香港职专教育范式转型的出路不仅在于机制变革，更在于将其置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大格局中，构建职专教育创新策源动态人才供给机制，重构技能型职业的社会价值坐标，打造粤港资历互认的制度接口，做实湾区职教协同的机制化载体。香港职专教育范式转型从制度逻辑到实践路径的完整链条对内地职业教育体系具有镜鉴价值：职业教育须从“岗位适配”走向“创新策源”；在战略规划与市场需求之间建立制度接口；逐步建立职普等效的资历框架制度；加强粤港职教协作，促进技能人才跨境流动。
关键词:职业专才教育 范式转型 技术跟随 创新策源
基金: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2023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重点课题“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新战略的中国职业教育数字化发展研究”（ZG202302）,主持人：黄辉;2025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与新质生产力耦合协调效应研究”（GD25CJY65）,主持人：郑智源
作者简介:黄辉（1977-），女，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北京，100029）;陈彦丰（1992-），女，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职业教育;*郑智源（1987-），男，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广州，510091）;
一、问题提出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科技竞争已从单一技术突破转向创新生态的整体较量。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部署；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将“科技支撑力”作为“教育强国”的六大特质之一，并部署“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2026年通过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作出专章部署，其中就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细化任务举措。这些战略部署、任务书、路线图传递出明确信号：科技创新与技能人才培养不再是两条平行线，而必须形成相互支撑、深度融合的有机整体。教育部明确提出，职业教育要“走向服务经济社会、支撑国家战略的大逻辑”。这一系列顶层设计表明，职业教育不仅是产业发展的配套环节，更是实现科技创新落地、夯实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支撑。然而，一个根本性问题尚待回答：当“实验室创新”向“产业竞争力”转化、形成新质生产力时，技能人才培养仍被定位于产业链末端的执行者而非创新链前端的参与者时，职业教育如何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202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努力成为国家原始创新重要策源地。香港职专教育当前正处于从“服务产业”到“驱动创新”的转型关口。其制度探索，尤其是资历架构、行业主导的课程开发机制以及对接新型工业化战略调整，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观察窗口。随着香港新型工业化战略加速推进，职专教育正被赋予超越传统“人力补给”范畴的新使命。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香港北部都会区开发与大学城规划，加之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政策叠加，以及职专教育自身改革的内驱力，推动香港职专教育正经历从“满足现有岗位”到“支撑未来岗位”、从“技术跟随”到“创新策源”的转变。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与政策文本分析法，系统梳理香港职专教育从“技术跟随”到“创新策源”的路径依赖、功能漂移与范式转型逻辑，为内地职业教育范式转型提供镜鉴。
二、从“技术跟随”到“创新策源”：香港职专教育演进脉络与角色重塑
（一）路径依赖期（20世纪70年代至回归前后）：嵌入制造业的“技术跟随”模式
香港职专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为中学离校生及在职人士提供更多学习机会，培育地区发展所需的专业人才[1]。关于香港职专教育的起源，学界有不同的见解。陈和祥、王亮认为香港职专教育起始于1972年，以香港理工学院成立为标志[2]；黄鸿鸿认为香港职专教育起始于1937年创办的第一所工艺学校[3]；梁勇、谢惠芝认为香港职专教育最早可追溯至1864年天主教会建立的“养正院”[4]。
早期，香港职专教育办学规模零散、体系未成，仅开展零散工艺技艺传授，尚未形成系统化制度体系。直至20世纪70年代，依托本地轻工业快速扩张的产业环境，香港职专教育步入制度化奠基阶段，形成了依附传统产业需求的“技术跟随”发展路径。制度层面，1976年香港政府出台《学徒制度条例》，搭建起法治化职业培训基础体系；产业适配层面，这一阶段职教办学完全服务于本地轻工、进出口贸易等支柱产业，缺少前瞻性创新培育布局。1982年颁布的《职业训练局条例》是香港职专教育规模化、体系化发展的标志性节点[5]，香港职业训练局（简称职训局，VTC）正式设立并持续扩容，统筹全港职业培训资源，统一对接各行各业用工需求，标志着香港职专教育从零散技艺培训向有组织、规模化、制度化办学的转变，也固化了贴合本土传统制造业、被动适配产业的技术跟随路径依赖。
（二）功能漂移期（回归后至2020年）：服务业主导下的“多元适配”模式
回归之后，香港经济结构的“去工业化”趋势加速，职专教育进入功能漂移期，从服务制造业转向适配服务业。这一时期，香港制造业在本地经济中的比重持续萎缩，GDP占比从1980年的近24%降至2015年的仅1.2%，而服务业占比则攀升至超90%[6]，贸易、金融、旅游及工商业服务四大支柱产业基本定型。产业需求端的剧烈变动推动香港职专教育进入功能漂移阶段，原有依附制造业建立的“技术跟随”路径难以为继，演变为全面适配服务业需求的发展格局。为匹配市场用人结构变化，香港职训局相应调整了职专教育的专业与课程供给，办学资源大幅向旅游会展、酒店接待、跨境商贸、金融等服务业领域倾斜，传统制造业相关专业与持续弱化的本地制造业基础逐步脱节，人才培养布局在产业结构倒逼下被动适应，“技术跟随”的逻辑并未改变，只不过跟随的对象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这一时期的制度亮点是香港资历架构的确立。2008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式推行共分七级的资历架构，为学术、职业专才及持续教育界别的资历定下明确及客观的标准，从而鼓励终身学习，提升香港工作人口的技能及竞争力。职训局的课程体系覆盖了第1至第6级资历层次。资历架构将产业要求转化为明确的教育目标，从而前置性地引导课程设计，确保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实现双向动态匹配。还应看到，香港职专教育的历史贡献并不限于本地，内地一批职业院校赴港学习其工业中心模式、课程开发机制等，开展师资培训，为内地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参照。
（三）范式转型期（2021年至今）：国际创科中心驱动下的“创新策源”转向
2022年，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定位、《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落地实施[7]，叠加北部都会区开发与新型工业化战略，香港产业逻辑由传统服务业导向转向科创引领的多元产业格局，推动香港职专教育开启范式转型：从被动适配既有岗位的“技术跟随”模式向“创新策源”方向探索转型。本研究所指“创新策源”立足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不局限于满足现有岗位人力补给，更着眼于响应新兴产业发展、培育支撑未来岗位的技能人才。
香港职专教育围绕这一转型方向，从制度构建、区域协同、产业服务、人才培养四方面开展实践探索。制度构建方面，依托香港资历框架（HKQF），配合应用科学大学建设，贯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为创新型技能人才的持续成长构建制度保障；区域协同方面，依托北部都会区布局跨境实训基地，推进职专毕业生留港计划（VPAS）、“一试三证”试点，对接大湾区产业场景，打造湾区技能转化枢纽；产业服务方面，职训局作为香港新型工业发展联盟创会成员，依托旗下企业共创中心搭建校企产业协作载体，联合业界开展跨学科产业合作项目与创新孵化实践，构建产研协同的创新生态，助力香港新型工业化生态建设[8]；人才培养方面，育人目标由传统工匠转向“数码工匠”，专业布局从以服务业为主体向更多支撑先进制造业、科创产业转型。同时，“AI产业化、产业AI化”正催生大量新技术岗位，职训局全面推行“AI+专业”培训策略，所有课程均已加入AI相关内容，还开办“应用人工智能高级文凭”等前沿课程。
这一阶段的范式转型主要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是“战略牵引性”，转型由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和香港新型工业化战略主动驱动，对职教前瞻布局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是“范式的依存性”，职专教育的创新策源效能无法仅仅依靠本地闭环实现，而是需要高度依赖大湾区产业、人才与制度协同，跨区域资历互认等制度设计直接影响转型成效。与此同时，治理机制、人才供给、社会认知等层面的阶段性短板，也制约职专教育创新策源转型。
总之，这一时期职专教育的职能正在发生根本性转换，由服务已有产业、处于供给人力资源的产业链下游地位转向介入产业规划前端。从“技术跟随”到“创新策源”，不仅是职专教育内容的调整，更是治理逻辑、制度生态与社会认知的系统性重构。
三、何为“创新策源”：香港职专教育“创新策源”的内涵特征和实践逻辑
与传统“技术跟随”模式不同，创新策源导向的职专教育不再只是被动回应产业需求，而是主动介入产业规划前端，服务于宏观战略落地、技能标准建构和创新人才供给等多重目标。
（一）战略对接从“局部响应”走向“体系嵌入”：积极融入区域顶层产业科创战略，以获得创新策源的制度定位
职业教育实现创新策源的首要前提，是跳出教育主动融入地方与国家产业科创顶层设计，成为产业创新的参与者。香港职专教育的转型正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香港新型工业化战略和国家“十五五”规划三重战略框架的交汇中展开的。2026年香港首次启动五年规划机制，将技能人才发展纳入中长期规划框架，这表明，创新策源要求职教体系从“游离于战略之外”转向“内嵌于战略之中”。换言之，创新策源的前提是职教体系从产业规划的“末端执行”走向“前端协同”。
（二）职教发展顺应人工智能时代双重转型大趋势：紧跟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浪潮，锚定创新策源的改革重心
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是全球产业变革的两大主线，职专教育如要更好发挥创新策源功能，应在专业与课程体系中回应这两大趋势，使人才供给、技术服务适配产业迭代需求。当前香港职专教育在这一维度已有一定探索：数字化方面，职训局以“AI+专业”模式实现所有课程AI化，推动从“学AI”到“用AI”，全面培育学生AI应用能力。绿色化方面，职训局布局氢能、电动汽车实训设施，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THEi高科院）开设绿色工程、电动汽车技术相关课程。课程内容的“数绿融合”，应是职业教育创新策源转型的应有之义。
（三）产教关系从“需求适配”升级为“联合创新”：构建校企联合创新关系，打通创新策源的技术转化路径
在创新策源格局下，企业不仅是实习场所或用人终端，院校也不仅是人才供给方；双方围绕技术攻关、工艺优化、中试验证形成深度协作关系。职训局不断深化“官产学”协作，与政府和工商界建立更贴近市场需求的人才发展体系。香港生产力促进局（HKPC）与职训局共建联合实验室，将企业技术难题直接转化为课程项目，这种“问题即课程”的形态最能体现“联合创新”的本质。这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校企合作”，而是将教学场景从课堂延伸至中试线，将教学内容从标准操作升级为技术攻关。创新策源的产教关系，本质上是将院校从产业链的“人才供给站”升级为创新网络的“技术贡献者”。
（四）人才制度上实现职普等效与区域协同：推动资历互认，夯实创新策源的制度底座
创新策源不能仅靠院校层面努力，还需制度生态支撑。香港通过资历架构搭建“学术—技术”两条平行且相互融通的成长通道。在此基础上，香港应用科学大学联盟的成立及持续扩容，正在从制度层面提升职专教育的社会认可度。拓展至区域层面，面向大湾区推进粤港副学位资历互认的政策探索，力图破除跨境人才流动壁垒，这是创新策源从本地制度安排向区域协同治理的必然延伸。制度生态的完善，是创新策源从个别院校的率先探索走向体系性变革的前提。
（五）人才培养目标转向“创新参与者”：升级人才规格，塑造创新链条参与者的人才培养机制
职专教育发挥策源功能，不仅需要突破仅“培养熟练工”的传统目标，更要培育具备问题诊断、技术改进与现场决策能力的一线技术骨干，重点塑造毕业生三方面能力：一是技术诊断能力，能识别生产一线的技术瓶颈并提出改进方案；二是跨领域协作能力，能与工程师、研发人员有效沟通，参与跨专业团队的技术攻关；三是持续学习能力，能跟踪技术迭代并自主更新知识结构。例如，职训局提出培养“数码工匠”的理念，“AI产业化、产业AI化”催生大量新技术岗位，职专教育需由培养“传统工匠”转为“数码工匠”，这就是对人才规格升级的回应。职业教育功能向创新策源转型的育人目标应从“满足岗位需求”上升为“参与创新链条”，后者不是对前者的否定，而是质性升级。
（六）课程开发形态从“岗位跟随”转向“前瞻嵌入”：更新课程开发理念，保障创新策源的育人落地
所有战略、制度、人才层面的策源构想，最终都要通过课程体系落地。创新策源导向下的职业教育，其课程开发不再简单以既有岗位的能力要求为依据，而是预判新技能需求，在新业态尚未形成稳定职业岗位时前置课程开发。职专教育当前已有一些现实探索：职训局保留行业训练委员会四年一轮的常规人力调研，同时针对AI、微电子等快速迭代领域探索年度课程微调机制，这种模式正是课程形态从“岗位跟随”转向“前瞻嵌入”的典型表现。职训局明确定位为香港产业转型的“专才基地”，对接国家与区域战略，这一定位体现了从被动响应向主动引领的角色转换。课程开发机制的革新，是职专教育创新策源功能落到人才培养环节的最终载体。
以上六个维度构成了一条“战略→趋势→生态→制度→目标→课程”的完整逻辑链。它们共同描绘出“创新策源”型职专教育区别于传统技术跟随模式的全景轮廓。这六重特征并非同时齐备才算“创新策源”，而是一个渐次生成、持续深化的过程：香港职专教育的现实状态，正处在这一轮廓从模糊走向清晰的演化之中。
四、结构性矛盾：香港职专教育迈向“创新策源”的内生性阻滞
从落地角度看，香港职专教育范式转型的政策蓝图从“应然”走向“实然”，仍须破解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本部分依托三重螺旋理论和技能生态系统理论，尝试剖析这些内生性阻滞的形成机理。
（一）治理结构的路径惯性：政产学研多元主体协同效能存在提升空间
从制度设计层面看，经过数十年发展，香港职专教育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治理架构：由特区政府教育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统筹顶层发展政策，职训局理事会统筹机构整体运营，下设25个行业训练委员会对接各产业一线需求，搭配下属10余所办学机构，整体形成扁平化、多元参与的治理格局[9][10]。
然而，在当前技术迭代节奏更快的科创产业环境下，既有治理架构对科创方向人才培养与产业服务的提前布局不足，使得现有创新平台的策源潜力难以充分释放。其一，创新及科技训练委员会每4年进行一次人力调查，这一周期在传统产业时代尚可，而人工智能、微电子等前沿科创产业技术迭代周期仅1～2年，调研结果与产业动态人才需求存在一定时间差。其二，企业对课程联合开发、共建共享实训载体、协同技术研发等深度产教融合环节的参与度仍有提升空间。其三，学术研究力量在治理中的参与度相对有限，前沿科技成果向教学内容转化的通道有待进一步畅通。
（二）人才供给结构性矛盾：技能人才培育与创新策源需求存在错位
创新策源的根基是创新型技能人力资源，它不仅需要科研院所的专业人员，同样需要大量深度参与产业升级和技能落地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既有职专体系的人才结构未能充分匹配科创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要，从人才供给端限制着创新策源功能落地。人才供给的结构性矛盾，首先体现在总体规模层面。2024年香港职专教育总规模约7万人，仅占专上教育总规模的1/5左右[11]。香港职专教育严格按照职业训练课程体系培养的在校生仅约4万人，无法满足“新型工业化”对技能人才不断增长的需求。
从市场反馈来看，这种供需之间的张力已有明显表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香港劳动人口较5年前减少了约10万人，企业职位空缺约4.6万个，其中，以科技、医疗、教育、银行保险与航空、建造、酒店服务等最为紧缺。具体来看，制造业空缺1560人、建筑业2397人、进出口贸易6221人、金融保险8439人、社会工作及个人服务14871人[12]。这些数据反映出市场对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而职专体系在相关领域的人才供给与市场期望之间仍有差距。按照技能生态系统理论，人才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并非院校培养环节的孤立问题，而是教育、行业与劳动力市场制度联动失衡的集中显现。
人才供需落差不仅体现在总量上，也体现在结构层面。市场亟须具备数字素养与工程思维的复合型人才，而职专教育课程体系中“数字素养”模块的更新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值得肯定的是，职训局已从2025年9月起在所有高级文凭课程必修单元中加强了AI相关内容，涵盖提示词设计、生成式AI应用及AI伦理与安全等方面，为课程体系的系统升级迈出了积极一步。但从整体来看，职专教育课程体系的系统性转型仍需持续努力。
造成这一结构性落差的深层原因，与香港制造业空心化密切相关。香港制造业占GDP比重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本地职专教育在较长时期内偏向服务业与升学导向，课程设置、实习实训与“新型工业化”所提出的新技能要求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当产业结构开始向创新科技方向调整时，教育体系的响应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这种“产业先行、教育跟进”的时间差，是造成当前香港职专教育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原因。
（三）社会认知的观念约束：文凭主义传统与职专价值认同的深层博弈
如果说治理结构与人才供给是制度与资源层面的挑战，那么社会认知层面的观念因素则更为深远，也更具韧性。香港树仁大学商业、经济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BEPP）联同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等五个组织，于2025年完成了一项中学生对职专教育认知与态度的调查。调查显示，65.6%受访中学生听说过职专教育，但仅17.6%表示“清楚知道其内容”，仅9.8%知道应用科学大学，另有34.3%从未听闻相关词语，55%认同“成绩较差才会选择职专教育”这一说法[13]。这些数据表明，职专教育的社会认知度与认同度均有较大提升空间。香港社会长久以来重学术、轻职教的认知偏向对职专教育的生源质量形成挤出效应，也弱化了学习者参与应用型技术创新的内在动机，导致适配科创转化需求的技能人才产出不足，从人才源头限制了创新策源效能的释放。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局面正在逐步发生变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行政长官2022年施政报告》中推出“职学联通、多元发展”策略，核心目标是转变社会长期形成的文凭主义认知，破除“职专教育是次等出路”的刻板印象，推动职专教育与传统学术教育双轨并行[14];《2023年施政报告》进一步规划北部都会区大学教育城，推动应用科学大学落地，在提升职专教育学位层级的同时，引导院校对接区内科创产业、深化产学研协作，从制度与产业场景两方面重塑社会对技能成才的价值认知[15]。当然，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需要应用科学大学建设等制度层面的持续供给，也需要社会宣传与职业启蒙教育的长期积累。
（四）制度与区域协同难题：创新要素流动壁垒限制创新策源的外溢辐射
香港职专教育的创新策源并非封闭的本地闭环，其策源效能需要依托湾区产业场景才能落地。跨境制度壁垒，使职专教育的课程标准、实训资源、创新孵化能力难以向外辐射，抑制了其创新策源的区域外溢效能，制约着香港深度嵌入湾区整体创新网络。香港资历架构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制度体系，自2008年5月5日全面推行以来，已有逾万个资历获认可，有效促进了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衔接，为职专学习者提供了清晰的进修路径和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然而，如果将视野拓展至粤港澳大湾区层面，资历架构的跨境衔接便成为一个需要着力探索的课题。目前，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已根据2004年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位证书的备忘录》，互认学士及以上学历，但香港的副学位（包括副学士学位及高级文凭），现阶段暂未被纳入该备忘录[16]。内地的教育、职业资格制度与香港的资历架构并不完全对等相通，部分学历等级、资格认证、证书分类分级存在差异。这意味着内地与香港职业（职专）教育毕业生在跨境就业或继续深造时，其资质互认仍面临一定的制度障碍。
当前，内地与香港已在多个层面就突破这一边界壁垒进行了积极的制度探索与政策推进。2019年，广东省教育厅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签署《粤港资历框架合作意向书》，共同推动粤港资历框架合作[17]。香港特别行政区《2025年施政报告》指出，香港应科大联盟将研究推进与广东省顶尖职业技术院校合作，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交流平台；继续与内地积极探讨落实互认副学位程度学历[18]。这些政策信号表明，内地与香港对资历互认的制度建设持有积极态度。同时，资历框架互认涉及两地在等级对应、质保标准、学分转换等环节的精细对接，需要更为具体的制度设计，方能形成切实可行的操作路径。
五、湾区协同：香港职专教育迈向“创新策源”的路径与机制设计
结构性矛盾的诊断，最终要服务于破解路径的设计。香港职专教育范式转型的出路不仅在于机制变革，更在于将其置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更大格局中，以“湾区协同”作为破解结构性阻滞的核心抓手，将区域一体化从外部变量转化为促进职专教育创新策源效能迸发的内生动力。
（一）产业牵引：构建职专教育创新策源动态人才供给机制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业训练委员会开展覆盖本行业逾八成劳动人口的人力调研[19]，但调研结论形成之日，往往已是岗位能力要求再度更替之时。破解这一时滞惯性，要依托既有法定框架，以大湾区科创产业为牵引，依据产业技能需求灵活调配办学资源，建立人才培养布局动态调整机制。2026年，香港首次启动五年规划机制，为技能人才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提供了制度契机[20]。
基于上述制度突破，可从四个层面推进专业布局的系统性调整：其一，建立“长期规划测算+短期调研校准”相结合的人才需求研判机制，依托五年规划框架测算未来5～10年重点产业技能人才的规模与结构需求，对人工智能、微电子等快速迭代领域实行年度微调，按年度发布“产业人才预警指数”。其二，以北部都会区为空间锚点推动课程布局深度对接新兴产业，根据香港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发展规划，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先进制造等新型工业化方向，可布局生物医药、智能制造、AI应用相关课程；发展高端专业服务、金融科技与现代物流，适配开设金融科技、智慧物流类专业[21]。依托北都大学教育城的规划条件，推动粤港院校与区内企业共建产教协同实践载体，实现职专教育专业布局同北部都会区各板块产业人力需求精准匹配。其三，对接湾区产业链需求，发挥香港行业训练委员会作用，参与编制湾区重点产业技能人才需求报告，使培养布局兼顾本地“新型工业化”与低空经济、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等新兴领域需求[22]。其四，依托香港制度优势先行先试，淡化专业边界，创新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学模式改革，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基础、专业知识与行业应用范例、人工智能应用实践创新“三结合”的课程体系，培养既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又能深入生产服务现场开展创新应用的新型技能人才。长期规划锚定方向、短周期调研校准内容、年度预警动态更新、湾区信号拓展输入，四者协同补齐科创技能人才供给短板，夯实创新策源的人才供给基座。
（二）价值重塑：重构技能型职业的社会价值坐标
创新策源的实现不仅依赖课程、实训平台等硬件条件，更需要改变生源流向，提升学习者创新动机，输出足量创新型技能人才。依托湾区协同推进社会价值坐标的重构，吸引更多具备创新潜质的青年选择职专赛道，从源头上为职专教育创新策源赋能。
可探索从三方面推动香港对职专教育价值重塑：第一，借助收入信号校准价值坐标，由行业训练委员会联合业界发布重点技能岗位薪酬与需求指引，政府运用公营资源杠杆，规范公营项目技能岗位待遇并按资历提升学徒津贴，强化技能对应的经济回报；第二，在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行业边界逐步模糊背景下，香港可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推动职专教育培育金融科技领域复合型技能人才，弱化社会对技能岗位的刻板认知；第三，拓展技能人才发展空间，推进应用科学大学建设，纵向贯通资历架构晋升通道，横向依托行业网络开辟“技能+专业”“技能+就业”发展路径。
（三）制度创新：打造粤港资历双向互认的制度接口
香港职专教育具备国际化课程资源、科创实训体系与产业平台，具备形成区域创新策源的硬件基础。依托区域协同制度创新，推动粤港资历互认，打通创新型技能人才流动通道，将香港职专教育的本地策源能力升级为湾区整体的创新策源动能，服务大湾区科创转化，实现从“本地培育”到“区域策源”的升级。
具体可从三方面着手：第一，以香港人才清单为需求锚、以广东区域内国家和省级“双高”院校为供给端，推动资历框架双向对接试点，鼓励清单相关专业的文凭课程向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申请课程评审，通过者纳入香港资历名册，毕业生在港就业与升学即获得与本地资历对等的资格基础，并可对接VPAS计划等人才流动安排[23]。第二，依托粤港合作办学机制，培育通晓粤港两地制度环境、行业规范和职场文化，可在粤港两地企业开展业务的复合型技能人才，鼓励广东高职院校与香港职专院校扩大合作办学：可探索在专科层次实行“1+1+1”模式，即在粤就读1年、在港就读1年、在相关企业跟岗实践1年；本科层次实行“2+1+1”模式，即在粤就读2年、在港就读1年、在企业实践1年，毕业时由双方院校联合颁授证书，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即完成两地标准的互认。第三，服务港资产业北移与跨境民生需求，建议在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与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中，为香港资历架构下的职专文凭开设便捷的对接通道：香港的课程评审结果在粤直接获得认定，香港技能人才北上就业无须重新考取内地证书。
（四）生态共建：做实湾区职教协同的机制化载体
创新策源需要多元主体联动，建立常态化的项目对接、课题共研、成果转化工作机制。立足北部都会区枢纽区位，做实机制化协同载体，聚合粤港政产学研资源，稳固创新策源赖以运转的产教生态，为区域创新人才培养和产教合作提供支撑，推动香港职专教育的策源潜能转化为可落地的区域创新效能。
第一，以常设机构为依托做实粤港职业教育交流协作。建议以香港职训局在深圳设立的运作中心为常设支点，把协作内容从人才培养的单一维度拓展为多维格局。一是人才培养协同，联合开展VPAS招生宣传与分段培养项目的日常协调；二是专家组织对接，推动内地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与香港行业训练委员会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三是师资培训交流，开展内地与香港教师交流协作、跟岗锻炼与联合研修；四是教学改革研究交流，围绕课程开发、教学法与质量保障开展联合研究。第二，以跨境产教融合实体探索“香港标准+湾区场景”的办学形态。建议依托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既有合作园区设立跨境职教实训基地，由香港院校提供课程标准与质量保障、湾区企业提供真实生产场景，形成“香港评标、湾区实训、两地就业”的运行模式，让职专教育在跨境实体中先行试出“创新策源”所需的组织形态。第三，以“湾区标准先行”为职教标准输出筑基。进一步加大“一试三证”跨境技能认定试点范围，可向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延伸。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新一轮变革，香港应充分发挥其职专教育改革弹性优势，在教学方法、专业组织形态与教师角色定位等方面先行先试，率先形成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新范式，重新塑造在亚太地区的新优势，在服务本地转型和辐射区域发展方面提供先行样本。
六、“创新策源”如何实现：香港职专教育转型的制度逻辑与内地镜鉴
香港职专教育的“创新策源”特征，为审视职业教育与创新驱动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分析坐标。以这一框架为参照系，香港案例的启示不再是一组零散经验，而是一条从制度逻辑到实践路径的完整链条，对内地职业教育体系走向“创新策源”具有一定的镜鉴价值。
（一）功能定位逻辑：职业教育须从“岗位适配”走向“创新策源”
香港经济从制造业驱动转向服务业主导、再转向创新驱动，职专教育依次经历嵌入制造业、适配服务业与对接创科产业三种功能形态；去工业化阶段制造业占GDP比重跌至1%左右，职专教育失去本地产业锚点，再工业化启动后即出现高端制造与数字技能的结构性赤字。这一历程表明，经济形态演化的节奏先于教育体系的功能转换，若职教功能定位滞后于形态演化，必然在转型期形成供给错配，与六维框架中“战略嵌入”维度直接对应。当产业规划已转向创新驱动时，职教体系若仍停留在“末端执行”位置，便必然出现功能错位。
对内地而言，沿海地区正进入服务化与创新化转型阶段，中西部面临产业锚点更新，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调整同样应当前置而非跟随。建议内地建立产业形态演化的职业教育功能前瞻评估机制，在区域产业规划编制阶段即同步启动职教布局论证，使职教体系从“规划出台后再适配”转向“规划编制中即参与”，真正实现“体系嵌入”。按区域梯度分区推进：东部沿海对标创新策源功能，率先探索“战略—职教”同步规划机制；中部与东北对接产业升级锚点；西部对应产业承接需求，提前布局技能人才储备。
（二）资格治理逻辑：在战略规划与市场需求之间建立制度接口
内地与香港职教治理形态的差异，实质是两种资格生成逻辑的差异。内地实行“目录治理”，职业须先入《职业分类大典》方能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业须先入专业目录方能办学，优势在于宏观有序，短板在于对市场响应存在时滞；香港实行“行业主导+评审定级”，没有专业目录概念，课程由行业组织与院校共同开发，经评审后纳入资历名册即获得通行资格。“行业需求→课程开发→评审定级→名册收录”这一闭环，正是六维框架中“课程前瞻嵌入”的制度保障，使课程不被既有岗位目录框定，而是与产业一线同步定义。
对内地而言，应在目录治理主体框架中嵌入“市场信号感应器”。建议在新业态领域试点“行业主导的资格生成微循环”，选取《职业分类大典》尚未覆盖而企业用人迫切的领域，由行业协会或头部企业牵头开发新业态相关职业标准，经行业或地方认定机构评审后先行培养，试出完整闭环。建立“目录外试点、目录内固化”的动态反哺机制，让经市场检验的岗位能力标准成为《职业分类大典》修订更新的实证来源，使目录体系在前置审批之外叠加事后吸收通道。同时，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进一步提高《职业分类大典》和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年度动态增补的前瞻性与精准度。
（三）制度生态逻辑：资历框架运行效能的制度效应
香港资历框架自2008年全面推行以来，其核心价值在于作为“终身学习基础设施”所产生的三重要素效应：一是降低市场识别成本，资历框架是“技能信号系统”，将分散的技能信息转化为标准化资历信号，使雇主招聘、劳动者选择、课程设计在同一制度框架下有效沟通；二是构筑“职普等效”的制度通道，资历架构涵盖从初中/基础职业专才教育资历到博士的完整进阶路径，使“学术—技术”两条通道在升学机会、薪酬待遇与发展空间上具有可比性；三是形成“累积递进”的终身学习生态，学分累积与转换机制使学习成果可记录、可累积、可兑现，技能成长贯穿职业生涯。
对国家资历框架建设而言，香港实践提供两项启示：资历框架的制度积累是渐进过程，需要持续的质量保证、行业参与和学分转换机制支撑；建设重心不在等级划分的技术方案，而在运行生态的系统构建，信号机制是否真正降低市场识别成本、同一资格等级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否真正等效、贯穿职业生涯的学习成果是否真正实现累积递进，这些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建议进一步支持探索粤港资历框架建设、实施与应用，并探索适当扩大覆盖范围，同时加强国家层面宏观指导，使国家顶层设计与区域实践形成良性互动，逐步向全国辐射。
（四）区域协同逻辑：以“湾区试验田”承载人才制度的跨境延伸
粤港职教协作应置于我国职教“双循环”格局中审视：在内循环中，资历对接是湾区人才一体化的重要保障，湾区产业升级需要技能人才跨境流动，而资历互认是流动的前提。外循环中，香港具备天然的国际衔接枢纽的制度优势：一是其资历架构的设计与欧洲资历框架等国际资格框架相互参照，七级资历架构具备国际可比性；二是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依照国际质量保证准则开展独立评审，评审通过的课程可与海外同类课程对等衔接。叠加其国际化城市和资历架构应用等优势，香港可以承担内地标准体系与国际资历框架标准对接转换功能，促进内地标准“出海”，推动国际资历互认。
建议以大湾区为制度试验田，湾区内的“标准共建、结果互认”可作为我国职教标准进一步“出海”的前置实验与探索。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前海、横琴、南沙、河套四大重大合作平台，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资历互认试点；试点香港职专资历通过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实现认定和转换，减少香港技能人才内地就业的重复考证成本。试点成熟后可进一步推动“湾区标准”逐步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延伸对接。这一协同可实现双向赋能：一方面，香港资历标准可向内地延伸；另一方面，内地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职业教育教学标准等，可经由香港的参与或转化，获得适配国际行业话语体系的表达形式。当香港国际化通道、大湾区产业生态与内地制度优势形成有机联动，香港职专教育的创新策源探索，就能从单一城市的制度试验，成为支撑国家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战略支点。
七、结语：职业教育走向“创新策源”的展望
香港职专教育正经历从“技术跟随”到“创新策源”的范式转型，受全球价值链重构、大湾区科创布局与国家职业教育战略升级多重力量驱动。前文所构建的“战略→趋势→生态→制度→目标→课程”六维框架，不仅是对香港职专教育范式转型探索的分析概括，更可作为观察职业教育“创新策源”能力的分析工具，为判断职教体系是否走向“创新策源”提供了可辨识的维度。转型并非坦途，治理响应时滞、人才供给落差、社会认知局限、资历互认壁垒都为转型造成了一定的阻滞。破解困境需在产业牵引、价值重塑、制度创新与生态共建四个维度协同发力。大湾区正是承载这一系统性变革的核心场域。
香港职专教育的“创新策源”转向仍处于“进行中”状态。政策蓝图已绘制，制度突破尚在探讨，实践探索正在推进，但从“蓝图”到“落地”仍有大量机制创新待突破。展望未来，人工智能时代正从根本上重构“技能”内涵，重复性操作岗位加速消退，具有问题诊断、人机协作与现场决策能力的“知识型技能劳动者”将成为主流。职业教育功能定位不能再以“岗位适配”为终点，而必须走向“创新参与”乃至“创新策源”。“创新策源”的未完成性恰是其最值得持续关注的学术理由，职业教育与科技创新的关系需随技术迭代与产业演化不断重新定义，这正是本研究希望引发持续讨论的起点。
参考文献
[1]周磊.香港职专教育发展经验的启示[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1(10):111-112.
[2]陈和祥，王亮.香港高等职专教育发展历程与启示[J].职专教育研究，2013(6):174-6.
[3]黄鸿鸿.香港高等职专教育的发展及其启示[J].鹭江职业大学学报，2003(3):65-9.
[4]梁勇，谢惠芝.香港职专教育的历史变革初探[J].职专教育研究，2017(10):93-6.
[5]李艳娥.香港职专教育的特色与启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7(32):54-5.
[6]再工业化发展网志[EB/OL].(2017-03-21)[2026-05-23].https：//www.itib.gov.hk/zh-hk/blog/2017/bg＿20170321.html.
[7]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创新科技发展蓝图[EB/OL].(2022-12-22)[2026-05-23].https：//www.gov.cn/xinwen/2022-12/22/content＿5733168.htm.
[8]香港职业训练局. VTC任香港新型工业发展联盟创会成员，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EB/OL].VTC Spotlight电子通讯.（2025-03-18）[2026-05-23].https：//www.vtc.edu.hk/cpro/edm/2025/spotlight/Apr/tc.html.
[9][18]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2025年施政报告[R/OL].(2025-09-17)[2026-05-23].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5/public/pdf/policy/policy-full＿tc.pdf.
[10]仇怀凯，凌新文，欧阳育良.香港职业训练局产教融合组织形态及其经验借鉴[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25(1):93-96.
[11]香港统计年刊[Z].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2025.
[12]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EB/OL].[2026-05-23].https：//www.censtatd.gov.hk/sc/.
[13]香港树仁大学商业、经济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发表中学生对职专教育培训认知的研究成果[EB/OL].(2025-08-04)[2026-05-23].https：//www2.hksyu.edu/bepp/2025/08/06.
[14]香港教育局.职学联通、多元发展多管齐下推动职业专才教育发展[EB/OL].(2023-07-04)[2026-05-23].https：//www.edb.gov.hk/sc/about-edb/press/insiderperspective/insiderperspective20230704.html.
[15]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立法会答复：北部都会区的专上教育发展[EB/OL].(2024-07-10)[2026-05-13].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407/10/P2024071000291.htm.
[16][17]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6755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EB/OL].(2020-10-05)[2026-05-23].http：//www.gd.gov.cn/gkmlpt/content/3/3097/post＿3097139.html.
[19]香港职业训练局.行业训练委员会[EB/OL].[2026-05-23].https：//www.vtc.hk.cn/home/sc/industry-partnership/training-board.html.
[20]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R/OL].(2026-09-16)[2026-09-23].https://www.hk5yplan.gov.hk.
[21]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R/OL].(2023-10-30)[2026-09-13].https://www.nm.gov.hk/sc/about-nm/action-agenda.
[22]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2024年施政报告[R/OL].(2024-10-16)[2026-05-13].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4/tc/p81.html.
[23]香港职业训练局.VPAS合资格的VTC全日制高级文凭（两年制）课程[EB/OL].https：//vpas.vtc.edu.hk/sc/programme.
黄辉,陈彦丰,郑智源.职业教育如何从“技术跟随”走向“创新策源”？——我国香港职业专才教育的范式转型实践与镜鉴[J].职业技术教育,2026,47(28):3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