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域下职业教育数字技能人才培养：动因、内涵与路径
陈阳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研究所
摘要:数字技术的加速迭代推动全球产业结构、工作任务和技能需求持续重构，数字技能人才的内涵由以数字职业和工具操作为中心的狭义理解，拓展为能够在数字化工作场景中融合专业知识、数字技术与职业经验，完成复杂任务、推动业务创新并承担伦理责任的复合型人才范畴。为增强数字竞争力和数字经济发展能力，世界各国职业教育正在从静态供给转向动态适配，通过构建技能监测与职业分析支撑的培养标准迭代机制、发展模块化课程与微证书衔接的弹性学习体系、建设开放资源和技术驱动的沉浸式实训场景、推动以素养标准和专业培训引领的教师复合能力提升、建立跨境数字技能共同体与能力互认机制、倡导包容公平的数字转型支持等路径，促进数字技能人才数量扩容和质量升级。对我国而言，应进一步提升数字时代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在技能需求识别、课程供给、实践教学、师资发展、国际合作与数字治理等方面形成系统化培养机制。
关键词:职业教育 全球视域 数字技能人才 数字化转型 人才培养
基金: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24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大项目“职业教育国际创新趋势研究”（GYA2024002）,主持人：于发友
作者简介:陈阳（1996-），女，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教育经济学（北京，100088）;
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加速突破，持续重塑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与职业分工，数字技能人才的规模、结构和质量成为影响国家竞争力和产业转型能力的重要因素[1]。我国已将数字技能人才培养纳入教育强国建设与数字经济发展布局。2024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印发的《加快数字人才培育支撑数字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年）》强调，紧贴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需要，增加数字人才有效供给；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将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高技能人才、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纳入教育强国建设整体部署。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教育类型，亟须将数字技能培养与产业转型衔接，着力提高技术技能人才供给对产业转型的适应性。
从国际看，数字技能培养已成为联结经济转型、就业发展与教育变革的重要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技能发展对数字化、绿色和包容性转型的作用，呼吁世界各国促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2]。欧盟发布《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年）》和《2030年数字化十年政策计划》等一系列文件，从教育生态和区域发展层面部署数字能力提升[3][4]。德国“职业教育4.0”则致力于推动职业教育加快适应数字化工作世界[5]。
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在职业教育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方面的政策规划和实践经验，选取政策体系较成熟、实践积累较充分的代表性经济体作为主要考察案例，厘清全球职业教育强化数字技能人才培养的现实动因，辨析数字技能人才的概念演进与能力结构，归纳培养路径，为我国构建更加系统、开放和可持续的数字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提供参考。
一、全球职业教育强化数字技能人才培养的动因
（一）产业需求：产业变革对劳动者数字技能要求提升
数字化时代的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了经济发展模式变革，产业数字化逐渐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世界的内涵和特征随之发生变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导致传统体力型和常规性工作岗位被替代，数字化认知性工作岗位增加。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3年就业未来报告》指出，到2027年，受技术进步、自动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预计全球将有8300万个工作岗位被淘汰，约69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将被创造[6]。随着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发展，新职业不断涌现、职业分工更为细化、相关行业从业人员规模持续扩大。近年来，在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中，新增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等和数字技能相关的岗位[7]，以适应产业的新发展、新业态和新模式。与此同时，产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市场所需技能带来结构性、系统性重塑，数字技能成为促进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麦肯锡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经济潜力》研究报告中提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其他科技的发展有可能将当前占用员工60%～70%时间的工作活动自动化[8]，未来的人才必须具备数字素养，才能充分驾驭相关技术。然而，众多国家公民的数字技能水平和产业发展需求存在差距。兰德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全球数字技能差距：当前趋势及未来方向》指出，欧盟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缺乏数字技能人才，57%的企业难以填补信息和通信技术专家职位空缺，欧洲16岁以上公民中只有58%拥有基本的数字技能，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其他经济体也面临数字技能人才供不应求的问题[9]。世界各国亟须解决劳动力数字能力不足的挑战，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从而引领和推动职业教育在数字技能人才培养上做出调整与转变。在产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者数字技能要求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各国职业教育不断增强适应性和弹性，以满足工作世界不断变化的技能要求。
（二）竞争驱动：增强全球竞争力和数字经济发展能力的需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全球数字竞争力越来越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数字技术的研发、应用与扩散日益影响各国的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由此形成对数字技能人才的竞争性需求。例如，美国商务部于2015年提出《数字经济议程》，将促进数字经济增长与创新、扩大劳动者和企业的数字接入等作为政策目标。这类竞争诉求使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成为提升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能力的重要支撑，其培养规模和质量直接关乎国家在全球数字领域中的地位。欧盟在《2030年数字化十年政策计划》中将“提升公民的基本和高级数字化技能”作为实现欧盟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指标之一。欧洲高等商学院欧洲数字竞争力中心在《2021年全球数字竞争力提升情况报告》中将“大学毕业生数字技能”和“在职人口数字技能”作为衡量国家数字竞争力的考量要素[10]。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竞争力排名》将人才的数字技能水平和国家数字技术建设及应用水平作为评估数字竞争力的重要因素[11]。因此，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与培训在数字技能人才供给方面的潜能，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数字技能需求，是世界各国提升国际地位和全球数字竞争力的重要着力点。
（三）战略引领：顶层设计加速数字技能人才培养进程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不断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浪潮下，发展数字技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战略优先选项，通过顶层设计驱动数字技能人才培养已成为全球共识。各国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和战略规划，为加强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引领和支持。例如，德国联邦政府于2014年出台《数字议程2014—2017》，提出数字技能是当前环境下劳动者需要具备的核心素养，职业教育和培训应适应行业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目标[12]。2016年，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和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出台《“职业教育4.0”框架倡议》，提出培育面向未来数字化工作的专业人才职业资格与能力的愿景。“职业教育4.0”成为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的核心概念，围绕这一概念，德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纲领性数字化转型战略、指导性转型意见和专项资助计划，从基础设施建设、培训项目、资金支持等多方面为技术变革背景下的劳动者数字技能提升提供有力支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数字素养全球框架》《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六大支柱：共同框架》等一系列文件，促使各国积极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新趋势，为可持续的全民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技能提升指明方向和路径[13]。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出台各领域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通过明确培养方向、协调资源配置和提供实施支持，把提升竞争力的外部诉求转化为职业教育持续开展数字技能人才培养的制度动力，为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提供条件、目标和范式，是推动其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二、数字技能人才的概念辨析与时代要求
在数字技术加速迭代、产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加强数字技能人才培养已成为支撑产业升级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而将这一战略需求落实为具体的培养目标，还需明确所培养人才的概念内涵与能力边界。
（一）数字技能人才概念的既有观点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技能人才作为一种新兴人才群体，受到全球社会的广泛关注。综合国内外相关政策、研究报告和现有文献发现，数字技能人才概念经历了由“技术工具掌握者”“数字职业从业者”向“跨场景数字胜任者”的拓展。其核心并不在于是否就职于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电子商务等数字技术和新职业领域，而在于劳动者能否在数字化目标、数字化环境、数字化工具和数字化流程中完成技术应用、业务改进与价值创造。从数字职业分类和相关政策角度来看，数字技能人才既包括数字产业化领域从事技术开发、系统运维、数据分析和平台运营的专门人才，也包括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中能够运用数字工具重组生产、服务和管理流程的技术技能人才。
在国内研究中，数字技能人才的概念呈现出从狭义到广义演进的趋势。狭义观点将数字技能人才界定为服务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和数字职业发展的人才，强调其通过掌握和使用数字技术获取、分享和生产信息，可以熟练操作智能化工具设备，满足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所需的岗位能力[14][15]；广义观点则认为，在工作环境快速变化、产业边界加速消融、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各行业对技能需求呈现多元化特征，数字技能人才的能力表现不仅包括工具应用、数据驱动决策和数字技术推广，还包括跨领域融合、创新思维、持续学习和创新实践等多维能力[16][17]。
从国际研究看，数字技能人才的界定主要体现三种取向。一是工具能力取向，强调劳动者具备利用数字设备、软件平台和网络资源来获取、加工、生产与传播信息的能力。欧盟发布的《公民数字能力框架》（DigComp 2.2）中将公民数字能力划分为信息与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作、安全性、问题解决五个领域，体现出数字技能从工具操作向信息处理、内容生产和安全治理延展的特点[18]。二是岗位胜任取向，强调数字技能必须嵌入真实职业任务和产业场景。OECD在《2023年技能展望报告》中指出，数字转型要求劳动者同时具备信息处理能力、社会情感能力和元认知能力，以应对技术更替和工作组织重构带来的挑战[19]，并将数字技能放在岗位绩效、组织协同和职业迁移中加以考察；澳大利亚2020年发布的《数字素养技能框架》也将“明确数字化工作场景中影响工作绩效的因素、分析数字技能的应用场景”等作为数字素养技能结构的重要方面[20]。三是发展能力取向，强调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技能人才不仅要会用技术，还要理解技术逻辑、判断技术风险并参与负责任创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4年发布的《学生人工智能能力框架》将以人为本的心态、人工智能伦理、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人工智能系统设计等作为重要维度，说明数字技能人才的概念正在纳入算法认知、数据安全和伦理判断等新内涵[21]。
综合上述观点，数字技能人才的概念可以从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加以理解：能力基础是数字知识、数字工具使用和数据处理能力；职业载体是新兴数字职业及传统职业中的数字化工作任务；价值指向是借助数字技术提升生产效率、服务质量和组织创新能力；发展特征是能够在技术快速迭代中持续学习、迁移应用并遵守数据伦理和安全规范。
（二）技术与产业变革对数字技能人才的新要求
人工智能引领的技术变革，正将对劳动者的数字技能要求由相对稳定的工具性能力转变为需要持续更新的复合胜任力。面向这一变化，数字技能人才的能力结构应同时体现专业性、适配性与发展性。第一，与技术发展匹配的专业能力。工作岗位与数字技术的加速融合，要求人才具备与前沿技术迭代更新相适配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及时掌握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原理与应用，能够在具体场景中整合并灵活运用数字技术解决复杂问题。同时在数据驱动的工作环境中具备敏锐的数据意识，从数据中洞察价值、赋能实践。第二，与产业发展相符的适配能力。在快速变迁的产业格局中，将技术能力与具体业务场景相融合，并持续适应组织变革越发重要。当前，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催生的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等要求数字技能人才在数据处理方面具备高度灵活性和创新性，能够和先进产业发展保持高水平适配。此外，适应力还体现在能够灵活处理跨专业、跨行业等不同场景的变化，在动态环境中做到有效应对和快速反应。第三，与全面发展相契合的综合素养。在数字社会，数字技能人才在掌握先进数字能力的基础上，需要发展出更高层次的综合素养，包括创新思维、持续学习能力、团队协作精神、职业伦理道德等，成为更具竞争力的时代人才。
（三）新时代数字技能人才的界定与能力结构
根据国内外政策文件、报告和研究文献中对数字技能人才概念边界的阐释和定位，结合当前行业变革趋势和未来产业发展需要，本文对数字技能人才的内涵和培养目标进一步细化：能力基础拓展为数字知识、数字技能与数字思维；职业载体明确为各项能力整合运用的工作情境，并提出跨领域融合要求；价值指向通过技术应用与创新能力转化为效率提升和价值创造；发展特征则体现为道德伦理能力以及持续学习与适应能力。基于此，将新时代数字技能人才界定为：能够在数字化工作场景中综合运用数字技术、专业知识和职业经验，借助人机协同完成复杂任务、改进业务流程、创造新价值，并能持续学习和承担伦理责任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其能力结构可概括为“硬技能”与“软实力”的耦合。如图1所示，“硬技能”主要包含三方面：一是数字知识，熟练掌握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知识，能够对相关知识和信息做到有效获取、使用、加工、分享和交互等；二是数字技能，充分掌握运用数字技术和处理数据信息的能力，在数字工具应用、数据驱动决策、数字技术推广等方面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三是数字思维，具有符合数字化时代的认知论和方法论，具备对数字技术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可以有效地将数字化概念和工具与行业需求相结合，以解决复杂问题。
“软实力”主要包含四个维度：一是跨领域融合能力，将数字技术和跨领域知识技能叠加融合应用正在成为当下岗位的突出需求，新时代数字技能人才应具备融合数字技术和多学科、多领域知识技能的能力；二是创新能力，能够有效利用数字技术在新工具、新工艺、新生产模式等方面进行技术改革与创新；三是伦理能力，随着数字技术越发深刻地融入社会生产生活，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道德、数据安全和伦理问题，数字技能人才应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推动数字治理规范不断完善；四是持续学习与适应能力，面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数字技能人才需要具备覆盖全生命周期持续革新和技能重塑的职业素养，快速掌握新知识和新技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和技术岗位。
图1新时代数字技能人才的能力结构
上述能力要素在真实职业任务中相互作用：数字知识、技能与思维支撑任务执行，跨领域融合与创新推动业务改进，伦理判断和持续学习保障技术应用的责任性与适应性。由此，数字技能人才培养需要兼顾能力要素的系统发展及其在工作情境中的整合运用，其概念界定和能力边界的不断演进也为培养标准、学习供给和实践教学等环节的协同改进提供依据。
三、全球职业教育数字技能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径
数字技能人才的复合能力结构，要求职业教育贯通需求识别、学习组织、实践应用与持续发展等环节。近年来，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强调，技能供给体系应面向数字化转型形成更敏捷的响应能力、更包容的学习机会和更可信的能力认证。从全球实践来看，职业教育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正在由“标准制定—课程实施—学校培养”的传统线性模式，转向“技能需求更新—弹性学习供给—真实场景实训—教师素养提升—全球协同培养—公平取向保障”的多维度动态适配，见图2。
（一）需求更新：以技能需求监测和职业任务分析迭代培养标准
数字技能需求变化通常快于培养标准的常规修订周期，从而造成教育供给与岗位要求之间的时滞。一些国家探索构建从劳动力市场信号到职业任务变化，再到培养需求调整的转化机制，使人才培养标准修订既能及时回应技术变化，又能保持职业能力培养的系统性。一是将劳动力市场信息和人工智能分析相连接，快速回应岗位和技能需求变化。例如，欧盟依托欧洲技能、能力、资格和职业分类体系（ESCO）和Cedefop技能智能工具，对岗位任务、技能需求和劳动力市场变化进行持续监测，其在线职位空缺分析工具Skills-OVATE利用招聘广告提取职业和技能需求，并按季度更新，为观察数字技能需求变化提供依据，使数字技能培养从静态标准转向数据驱动的动态更新[22][23][24]。二是以职业任务分析推动需求信息向培养要求转化。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和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联合推进“职业教育4.0”，将职业与行业筛查作为重要内容，分析受到数字化影响的培训职业、进修培训条例及行业，通过明确新技术改变了哪些工作任务、任务完成依赖哪些知识技能，以及现有培训内容存在哪些缺口，为培养标准的系统更新和职业培训调整提出建议[25]。
图2全球职业教育数字技能人才培养路径
（二）弹性供给：以模块化课程、短周期培训和微证书拓展弹性学习供给
随着数字技能更新周期缩短和学习者群体愈发多元，国际组织和部分国家将数字技能培训从固定的学历课程，拓展为模块化、短周期、更灵活的学习供给，增强课程的可组合性与学习成果的可积累性，将一次性培养延伸为贯穿职业生涯的持续学习。一是围绕能力缺口组织模块化、短周期学习，降低技能更新的参与成本。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围绕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发短期课程，以回应产业数字化中的新技能需求[26]；日本文部科学省2020年公布的“Plus-DX”计划提出，支持大学、短期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开发特定职业领域的在线数字化课程，并探索适合在职人员等群体的灵活学习方式，加速培养推动工业数字化的高附加值人才[27]。两类实践分别从内容组织和学习安排上增加供给弹性，其共同逻辑是使学习者能够针对具体能力缺口选择学习内容，方便将技能更新嵌入工作与生活。二是以学习成果认证衔接分段学习，防止课程灵活化演变为能力培养碎片化。欧盟在2022年的微证书政策中强调短周期学习应形成明确、可评价的学习成果，证书应载明学习量、评价方式等信息，从而可认证个人获得的知识、技能与能力，并通过质量保障、透明标准和相关证明服务终身学习与就业能力提升[28]。这些实践把数字技能学习延展到全生命周期，使学习者能够通过弹性分段学习和模块课程积累完成技能更新和认证。
（三）实训场景：以开放资源和沉浸式实训重构场景化学习
数字技能人才培养的空间场域正在从传统课堂扩展到在线平台、虚拟仿真和数字孪生环境。各国积极打造现代化实训场景，将数字资源、技术环境与职业任务组织起来，使学习者在任务执行、反馈与反思中形成可迁移的实践能力。一是通过开放共享扩大职业学习资源的可及范围，为跨场所学习提供支持。俄罗斯联邦政府发起的“现代数字教育环境建设项目（2016-2025年）”，围绕职业教育在线课程、学习平台和区域能力中心建设进行部署，旨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扩展学习和实训空间、开发在线优质资源并扩大公民技能学习机会[29]。二是通过虚实融合还原工作任务的关键关系，促进技能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德国有关机构合作开发“社交虚拟学习”系统，突破职业院校和企业合作培训中的场所限制，使学生在虚拟现实中获得与培训过程相关的学习和实践经验[30]。中国通过“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上线大量专业教学资源库和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培育项目，推动虚拟仿真、数字孪生等数字技术和资源创设教学场景，解决实习实训难题[31]。这些实践表明，数字技术在全球职业教育中不仅承担资源供给功能，而且正在成为连接真实工作任务、学习反馈和实践教学的场景基础。
（四）教师建设：以框架牵引和专业培训提升教师复合能力
教师能力建设是各国职业教育数字技能人才培养实践中的共同环节，但其重点已经从一般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扩展到数字化教学设计、智能工具应用、产业任务转化和伦理、心理等层面。各国和国际组织积极提升职业教育教师的复合能力，以满足智能时代的教育教学需求。一是以专业要求明确教师能力发展的方向，实现从技术使用到教学整合的转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信息通信技术能力框架》、欧盟《欧洲教育工作者数字胜任力框架》、美国国际教育技术协会《教育工作者标准》等文件将教师数字能力由工具使用拓展到资源开发、教学设计、学习评价和专业协作[3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4年发布的《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则进一步将以人为本、伦理治理、人工智能基础与应用、人工智能教学法和专业学习纳入教师能力结构[33]。二是为教师开发数字化培训课程和项目，提升教师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创新和变革教育教学活动的意识、能力和责任。巴西为提升公立职业学校教师的数字素养，推出“教育+项目”，该项目为职业教育教师免费提供“数字技术教育”的研究生课程，课程不仅涵盖数字媒体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应用等，还包含数字时代的教育心理学、教学方式变革、教学评估与反馈等内容。巴西国家工业培训服务组织为其开办的职业学校教师免费提供数字经济、区块链、物联网等相关课程培训，全面提升职业学校教师的数字素养[34]。这些实践帮助教师补充数字化教学、产业技术、教育心理等多样化知识，以专业发展提升教师的技术应用与教学转化能力。
（五）跨境协同：以跨境项目和技能互认扩展全球协同培养网络
数字技能具有跨行业、跨区域和跨国流动特征，在全球实践中逐渐形成跨境合作、企业认证和技能互认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网络，通过资源共建弥补单一主体的培养条件不足，通过技能认可降低学习成果跨机构、跨区域使用的障碍。一是以联合培养与资源共建促进技术、课程和师资跨境共享。中国倡议搭建多边、多层级的数字教育国际合作对话机制，联合国外知名高校共建高质量课程。同时依托职教海外办学机构、高校海外学习中心、企业海外培训中心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数字+技能”复合型人才[35]。越南与德国合作实施“越南职业教育改革计划”，自2020年9月起将数字化转型列为该计划的重点支持领域，通过政策咨询、人员能力建设和数字化解决方案支持职业教育改革，并通过培训班、研讨会、技术交流会等形式提升管理人员、教师等多种主体在数字素养方面的认知和能力[36]。日本《人工智能战略》将国际合作作为高素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提出加强同亚洲、欧美、非洲等不同区域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为青年研究人员构建海外交流和学习的通道[37]。二是完善评价与技能互认机制，支撑学习成果流动。国际劳工组织在东盟“技能认可机制和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项目中，将技能认可机制改进与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结合起来，围绕技能评估、认证制度和区域对话开展合作[38]。华为公司于2013年启动华为ICT学院校企合作项目，同文莱等国家建立教育合作关系，授权大学或学院提供华为认证的课程，通过企业认证的课程及培训强化学习资源共享、促进全球ICT技术的发展。由此可见，数字技能人才培养的空间边界正在从本国院校扩展到国际项目、跨国企业、海外培训中心和区域技能互认机制等方面。
（六）公平转型：以包容性支持保障数字学习与发展机会
数字化可能扩大培训供给，也可能使原有的收入、年龄、性别和身体条件差异转化为新的学习壁垒。从全球实践来看，数字技能人才培养呈现出明显的公正转型取向，在提升数字技能供给的同时关注弱势群体参与和社会包容。一是通过定向支持降低参与门槛，使培训资源转化为实际学习机会。在全球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引起多个国家关注。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充分发挥政府的支持引导作用，使更多学习者进入并持续参与数字技能学习，为老年人提供数字技能培训服务，帮助其更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二是将技能培训与职业参与相衔接，增强弱势群体应对数字转型的能力。例如，英国采取多种措施推动数字技能性别平等的实现，开发创新性项目提升女性的数字技能；华为在马来西亚、欧洲、加纳等国家启动面向女性的数字技能培训项目。西班牙、国际劳工组织等通过相关培训项目，帮助残障等弱势群体获得数字技能，满足他们在高要求工作环境中的参与需求[39]。这些实践的作用在于减少资源差异进一步转变为能力差异和职业机会差异，使数字技能提升与社会包容发展相协调。
四、结论与启示
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对数字技能人才的概念内涵、能力结构和培养方式提出新的要求。数字技能人才已由“掌握数字工具或从事数字职业的劳动者”，拓展至能够在数字化工作场景中综合运用数字技术、专业知识和职业经验，完成复杂任务、推动业务创新并承担伦理责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其培养逻辑也应从单一技能训练转向知识、技能、素养、场景和治理协同的系统培养。从全球实践看，职业教育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正在形成新的闭环体系。这一体系将职业教育同技术演进、产业变革、学习者终身发展和全球合作网络紧密嵌合，不断增强数字技能人才培养的前瞻性、开放性和可持续性。
我国加强数字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在既有专业目录优化、智慧教育平台建设、产教融合和国际合作基础上，深化数字技能人才培养的机制建设。一是健全数智驱动的数字技能需求响应机制。依托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及行业企业现有数据基础，贯通岗位招聘、职业标准、专业教学标准和毕业生就业反馈等信息，定期形成区域和行业数字技能紧缺清单、专业调整目录与课程更新指引。二是完善模块课程、微证书与国家资历框架的贯通机制。将数字技能专业课程划分为可独立学习、组合的能力模块，依托国家资历框架和学分银行探索可积累、可转换的数字技能微证书，明确学习成果、评价方式和质量保障要求。三是以真实生产任务重构产教协同育人和教师发展机制。发挥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的作用，通过数字孪生、远程协作等方式将真实流程、技术标准与质量约束引入实训，推动校企合作由资源共建转向任务共创、过程共管和成果共评。同步建立教师数字能力标准的培训、评价和认证制度，提升“双师型”教师的技术理解、教学设计、数据治理和伦理引导能力。四是建立开放、包容的数字治理机制。把公平与责任要求嵌入数字技能培养全过程，在资金和项目安排中向欠发达地区、薄弱院校及农村劳动者、女性、老年人和残障群体适度倾斜，提供设备、网络和学习资源等精准支持。积极参与国际数字技能标准、课程和证书互认合作，提升我国职业教育服务全球产业链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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