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部署与人口、产业、教育体系三重变革的叠加背景下，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呈现出数智化、绿色化、复合化、创新化、国际化五大核心趋势。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仍面临类型定位模糊、产教融合虚化、评价体系不完善、数智化基础支撑薄弱、国际交流与认证通道有限等体系性瓶颈，面向“十五五”时期的高质量发展要求，职业教育亟须突破传统适配性发展局限，推动战略定位向“生产力建构教育”跃迁，重构技术技能人才谱系，以“四链协同”的数智化治理为核心战略路径，从构建“1+2+2+X”贯通体系、推动专业产业动态联动、推进教学体系数智化、深化集群化育人模式、推进职教出海与标准协同出发，构建“四级联动治理、任务与评价双向驱动、法治—投入—人才三维支撑”的保障机制，最终为职业教育实现结构升级与供需精准匹配提供实践方案，助力其成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与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力量。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时期 产教融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新质生产力以高水平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通过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的系统性跃升，重塑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1]。职业教育作为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的核心载体，其功能定位已从传统的就业保障转向支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战略层面。“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我国职业教育置身于人口结构转折、产业结构跃升、教育体系现代化成型的三重战略叠加期。在此背景下，突破传统适配性教育的局限，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配的现代职业教育生态，成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为此，本研究基于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与发展需求，系统梳理职业教育的战略逻辑、重构路径与机制保障，为“十五五”时期职业教育的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框架与实践方案。

一、“十五五”时期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语境

（一）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驱动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既需要高端科研人才的技术突破，更依赖大规模、体系化、结构合理的技术技能人才队伍的支撑。《中国新质生产力指数（2024年）》预测，到2030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岗位需求将达1.7亿人，其中65%的岗位为高技能岗位[2]。工业和信息化部测算，到2025年，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新能源等核心领域的复合型技能人才缺口预计将超过3000万人[3]。这一庞大的人才需求，对职业教育的供给能力提出结构性改革要求。传统职业教育的补充性定位，已难以满足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战略性需求。职业教育必须实现从适应性教育向战略性教育的跃升，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供给体系，与科研体系、产业体系共同构筑支撑国家竞争力的“三角基石”。

面对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需求，国内外职业教育已形成诸多可借鉴的实践经验，为我国职业教育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参考。国内层面，江苏省将职业教育融入城市治理体系，构建“公共服务—职业培训—技能认证—就业支持”一体化模式，通过技能地图、岗位需求预测、终身学习积分银行等制度，形成覆盖全人群、全周期的技能生态[4]；广东省以产业学院共享平台、区域实训基地联合共建为载体，形成“产业链决定专业链、技术链支撑课程链”的深度产教融合模式，在智能装备、机器人等领域实现专业与产业的高度匹配[5]。国际层面，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向“绿色双元制”演进，通过修订工种培训条例，将节能技术、绿色工艺纳入课程体系，实现技能标准向绿色技术的系统性升级[6]；新加坡构建了“未来技能框架”，强调技能的前瞻设计与技术迭代，形成灵活性与行业导向性兼具的培养模式[7]；韩国依托国家能力标准体系（NCS），实现岗位能力要素标准化、课程标准与能力标准对应化、证书体系与企业评价体系联通化，提升了职业教育的育人效能[8]。

（二）三重战略叠加的转型压力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转型期，人口结构、产业结构、教育体系的三重变革形成叠加效应，对职业教育的结构布局、核心功能与能力边界提出全面重塑要求，构成职业教育加速转型的核心压力。

1. 人口结构转折期的刚性倒逼

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回落。据统计，2024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较2020年减少超千万，传统“人口红利”逐步消退，“人才红利”培育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而技术技能人才作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变量，直接关系到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这一人口结构变化彻底扭转了职业教育“规模扩张”的发展逻辑，倒逼职业教育从“数量供给”转向“质量提升”[9]，通过培育兼具专业技能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对冲劳动力供给总量下降的影响，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的人力资本动力。

2. 产业结构跃升期的战略要求

我国制造业正加速摆脱“大规模粗放制造”模式，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转型，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崛起，对复合型、高水平技能人才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仅高端数控机床、人工智能领域高技能人才缺口率就超过50%[10]。产业转型的提速使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具紧迫性，传统“课堂讲授为主”的培养模式已难以适配岗位需求，技能培养必须回归职业实践本质[11]，要通过专业设置与产业赛道精准对接、课程体系与产业技术路线同频更新，将企业真实生产项目、行业前沿技术融入教学全过程，让学生在真实工作场景中完成操作训练，实现技能的内化沉淀与灵活迁移，培育适配产业升级的“技能工匠”。

3. 教育体系现代化成型期的内在诉求

随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稳步扩容，到2030年职业本科招生占比将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的15%，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职业教育的学历“天花板”，推动职业教育从“层次教育”向“类型教育”深度转型，进入提质增效与能级突破的关键阶段[12]。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既要跳出普通教育的办学路径依赖，强化自身类型特色，打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也要深化职普融通、科教融汇的横向衔接机制，破解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难题，全面提升服务国家战略、支撑产业发展、保障民生就业的核心能力。

（三）体系性瓶颈的突破诉求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在规模扩张、体系构建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2024年中高职及职业本科在校生总量突破3000万人，为现代产业体系输送了超过70%的新增高技能人才[13]。但对照新质生产力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现有教育体系仍存在多重结构性瓶颈，与产业升级、教育强国建设的要求存在差距，亟待系统性突破。

1. 类型定位与贯通体系存在双重短板

职业本科教育虽实现从无到有的规模突破，截至2025年9月已设立87所职业本科学校，但学界与业界对其与职业专科的层次差异、与普通本科的类型区别缺乏系统研究，导致部分职业本科院校出现“升本忘本”倾向[14]，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失衡，既未实现相较于专科的质的跃升，又未能凸显面向产业的职业特色；中职教育“少而精”的发展思路缺乏具体实施路径与科学评价标准，部分地区简单化压缩规模或盲目转型，导致中职教育为技能人才培养奠基的作用弱化；中高本各阶段课程内容存在重复与断层并存的现象，学分互认、学籍互转、升学通道等制度支撑不足[15]，难以实现“有效升学”与“能力进阶”的有机统一，制约了高技能人才的可持续发展。

2. 产教融合“虚化”问题

“政校企”协同机制尚未构建稳定架构，行业企业未能成为人才培养的主力军，致使人才供需错配问题长期存在。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多停留在协议签署、挂牌成立的表层形式，缺乏稳定的组织架构、清晰的权责分配与可持续的利益共享模式。数据显示，仅30%规模以上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实质性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的企业不足15%，“校热企冷”局面尚未根本扭转[16]。

3. 质量评价与认证体系不完善

职业教育课程标准与行业职业标准、职业资格认证的对接不够紧密，部分课程内容滞后于产业技术迭代节奏，未能及时纳入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技能等级证书体系缺乏统一规范，不同机构颁发的证书含金量参差不齐。跨区域、跨行业的通用评价标准尚未建立，导致人才培养质量难以精准匹配产业需求。评价体系仍存在“重规模、轻质量”“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对学校的评价偏重量化指标，对学生的评价侧重知识考核，忽视了技能应用能力、创新能力与职业素养的综合考量，难以全面反映职业教育的育人成效。

4. 数智化基础支撑薄弱

职业院校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部分院校虚拟仿真资源建设与教学应用脱节，仅停留在资源存储层面，未能充分转化为实际教学效能。数智化教学工具在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专业群的普及率较低，数字化转型多停留在基础设施与资源数字化阶段，虚拟仿真实训、智能评价系统等深度应用覆盖不足。多数院校尚未建立基于大数据的人才培养动态调整机制，难以通过数据分析精准把握学生学习规律与产业人才需求变化，制约了新技术、新工艺相关课程体系的构建，难以适应产业数智化转型需求。

5. 国际交流与认证通道有限

我国技能人才国际认证体系尚处于起步阶段，国际证书互认范围狭窄，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职业资格标准对接不充分，“职教出海”仍以项目性输出为主，缺乏系统化的标准体系支撑，在专业标准、课程资源、技能认证等方面的制度性输出能力薄弱。职业院校的国际化师资培养、跨文化教学能力建设滞后，难以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技能人才，在全球技能人才流动中的竞争力不足，难以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要求。

二、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逻辑

（一）战略定位：向“生产力建构教育”的跃迁

传统职业教育以问题为导向，聚焦破解人才供给短缺、结构失衡等现实难题，政策实践重心在于提升教育供给的数量与质量，呈现鲜明的适配性特征。进入新质生产力发展阶段，职业教育的使命边界大幅拓展，承担起主动塑造生产力形态、重构产业劳动结构、推动创新生态演进的系统性战略任务，价值维度从教育领域延伸至国家发展全局。这种战略定位的跃迁，要求职业教育实现四大核心支撑功能：一是作为产业升级的关键生产要素供给载体，技术技能人才的质量与规模直接决定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二是作为区域经济布局的重要支撑，一体化、精准化的人才供给体系是提升都市圈、城市群产业集聚效能的关键因素；三是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技能保障平台，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为前沿科技成果的工程化落地与产业化应用提供支撑；四是作为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绿色低碳转型、数字经济建设、社会就业稳定等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为满足战略定位的跃迁，职业教育要实现四大转向：一是由“教育驱动”迈向“城市与产业协同驱动”，职业教育成为区域治理与产业升级战略的关键构成部分；二是由“固定标准”转变为“动态技能更新”，技能体系与技术迭代协同发展；三是由“局部合作”走向“深度共建”，产业学院、集群化办学以及行业主导的技能标准成为提升育人效能的核心要素；四是由“线性培养”转向“数智化治理”，预测系统、学习记录、技能地图等技术手段显著提升了职业教育的精准度与适配性。

（二）需求转型：高技术技能人才谱系的重构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高度依赖于一套与其形态特征相适配的全新技能谱系。未来10年，我国技术技能需求将呈现数智化、绿色化、复合化、创新化和国际化五大核心趋势。《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强调，技术技能的重要性增长速度将远超其他技能类型，其中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相关技能尤为突出[17]。《2024新质产业人才需求分析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招聘需求中的主导地位，凸显了技能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的紧迫性。具体而言，五大技能趋势对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一，数字智能能力是核心基础。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工业互联网与智能制造深度渗透产业链，技术技能人才需具备算法理解、AI协作、数据分析以及智能设备运用维护等核心能力。在未来制造业中，超过70%的技能岗位将具备数字处理特性[18],AI工具协作将成为基本技能需求。其二，因“双碳”目标，绿色技术能力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随着储能技术、氢能技术、光伏制造、绿色建筑等领域的技术人才缺口日益增大，绿色技能已然成为职业教育体系需要培养的核心能力。其三，跨界融合能力。新质生产力以融合创新为驱动，跨领域复合型技术技能岗位的快速增长，使得产业岗位边界的模糊化趋势日益明显，这要求职业教育冲破传统专业壁垒，构建跨界知识体系。其四，创新与工程实践能力。聚焦于“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培育，推动体系由“经验操作”向“创新实践”转变。其五，国际协作能力。随着全球供应链结构重构、跨国生产网络调整以及制造业链条国际协同要求的不断提高，跨国技能标准互认、国际工程规则理解以及跨文化技术协作能力，成为职业院校必须补齐的短板。未来职业教育的竞争力不仅源于国内体系，更取决于其国际通道协作能力。

（三）战略路径：“四链协同”的数智化治理

在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结构深度重组的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迫切需要构建系统性战略路径，以达成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四链协同”，最终形成高效的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体系。其一，以产业需求为导向，运用智能化算法增强人才供给侧对产业动态变化的实时响应能力，通过构建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人才供给—岗位需求”动态匹配模型，推动专业布局、课程结构与技术变革协同发展。其二，依托岗位能力本体模型，构建职业技能标准体系，实现不同产业、岗位能力要素的结构化呈现与可量化识别，为课程开发、教学设计与技能评价提供科学支撑。其三，围绕职业资格体系改革，构建技能等级证书、行业证书与学历证书“三位一体”的认证体系，支持多路径成才、多维度认证及跨领域互认，确保劳动者技能价值在教育、行业与国家制度间顺畅流通。其四，构建“科技—技能—产业”协同体系，打通科研创新、技术扩散与技能培养之间的路径，形成从源头创新到技术应用再到技能升级的闭环。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数智化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提升现代治理能力，推动治理流程向智能化与透明化迈进。一是借助数据驱动的规划预测系统，整合人口变化、产业结构、技术趋势、岗位需求等多维要素，为职业教育规划与资源配置提供实时预测及动态调整支持。二是引入AI辅助质量评价体系，实现学校办学质量、课堂教学成效、学生学习过程及技能达成情况的可视化、可追踪、可诊断，提升评价的精准性与公平性。三是建设数智化监管系统，将招生、经费、培训、实习、证书发放等关键环节纳入智能监管场景，提高治理的规范性与效率。四是运用区块链技术构建证书可信体系，实现学历、证书、技能记录及学习成果的全周期存证、全球互认，为劳动者提供跨平台、跨地域、跨行业的可信技能认证。通过这一战略路径，职业教育将实现从经验治理到数智治理的根本性转变。

三、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体系构建

（一）强化类型定位，构建“1+2+2+X”贯通体系

职业教育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制度重塑和社会认知提升，构建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的实践框架，使其与普通教育享有同等地位。一是完善纵向贯通机制。构建“中职—高职专科—职教本科—专业硕士”四级贯通体系，打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实现从初级技能人才到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阶梯式培养。二是健全分类培养标准。针对不同行业和岗位需求，构建可评估、可转化、可提升的分类化人才标准，推动职业教育融入区域产业规划、技术创新布局及劳动力市场预测。三是提升社会认同度。借助国家层面的宣传举措、行业示范案例及技能赛事的影响力，扭转“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观念，为技能社会建设筑牢文化与认知根基[19]。

职业教育结构的重构是体系升级的核心所在。为打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需构建“1+2+2+X”的多层级教育结构体系，实现技能、学历与行业的系统性贯通。“1”代表中职基础平台：中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起点，承担着职普融通的基础性任务，通过设置基础技能、数字素养与职业启蒙三大模块，构建面向全体学生的职业基础能力培养体系。首个“2”代表高职（专科）层面的双重培养路径：技术技能型路径聚焦岗位能力、职业标准及工艺技能的精进，旨在助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蓬勃发展；而应用技术型路径则侧重于行业流程、系统技术与工程应用的钻研，重点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产业及现代服务业的迫切需求。次个“2”是职业本科教育的两大支柱：实践工程类支柱深耕“工程—工艺—生产”体系，致力于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而技术创新类支柱则着重于工艺升级、产业迭代与技术集成能力的打造，为产业链前端的技术创新需求提供坚实支撑。“X”代表职业技术硕士体系，涵盖工程、教育、管理、健康等多个方向，共同构建“职业型研究生”序列，其核心是培育能在产业一线大展身手，从事高水平工程实践、系统集成、流程管理与技术创新的现场工程师。借助“1+2+2+X”学制体系的构建，职业教育将搭建起一张从中职延伸至专业硕士、从基础技能拓展至高级技术创新的纵向贯通网络，同时实现行业内部的横向无缝衔接与区域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二）推动专业产业动态联动，提升人才供给适配性

产教融合是推动职业教育体系重构的关键举措。未来，应以跨区域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市域产教联合体为载体，加快构建覆盖国家战略产业和区域优势产业的技能生态圈。大力推进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使其成为区域产业创新共同体的核心枢纽，承担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技能标准制定与人才培养等多重职能。以产业集群为依托，构建紧密对接产业链的专业群，推行“以群建院”的组织模式，优化专业群运行管理机制，集约配置教育教学资源。专业群内各专业围绕核心产业形成互补共生关系，共享师资、课程、实训基地等资源，聚焦产业关键环节和核心岗位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推动院校深度融入现代产业体系，有效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能力。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专业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约为0.63，“十五五”时期需通过四大机制，将匹配度提升至0.85以上，形成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动态联动机制[20]。一是构建专业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在国家层面统筹跨部门专业目录协同工作，实施“年度预测—滚动调整—动态发布”的专业管理模式，确保专业设置随产业技术路线变化及时更新，及时改造传统专业，增设面向新业态、新技术的新兴专业和微专业，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二是引入新兴产业前瞻预测机制。将AI、氢能、储能技术、智能装备、先进制造、高端软件等行业的发展趋势融入专业布局，运用产业前沿技术模型，预测未来5至10年的岗位结构、能力需求及技能链变化，提前规划专业集群[21]。三是打造区域性“人才—岗位—专业”动态监测体系。依托省级大数据中心和区域产业链平台，构建涵盖人才培养、企业需求、就业岗位、技能标准及产业变动的综合监测系统，实现区域产业特征与专业结构的精准对接，助力地方构建差异化职业教育体系。四是推进跨区域专业集群协同发展。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推动跨区域专业集群共建。建立区域开放课程库和实训基地共享平台，实现优质资源跨区域流动；开展跨区域人才联合培养，推行“学分互认、学籍互转”制度，拓宽学生成长通道，提升专业集群的辐射效应。

（三）推进教学体系数智化，重塑人才培养全过程

加快构建智慧职教新生态，让数字技术切实成为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基础设施。推动AI赋能教学，借助智能推送、学习行为分析、虚拟仿真实训等技术，达成教学精准化、学习个性化与训练沉浸化。积极推进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数智化、模块化和标准化建设，从而更好地契合行业技术快速迭代的特点。依托区块链技术构建可信的学习档案与技能认证系统，达成技能成果的跨区域、跨机构可验证与可共享。加速建设国家职业教育大数据平台，构建全国一体化的技能供需预测、人才流动监测与资源配置系统，提升国家人力资源治理效能。随着教学体系数智化的全面推进，职业教育将形成“资源数智化—场景个性化—评价智能化—产业数据化”的全链条发展格局，有效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技能体系提出的复杂需求。其一，构建国家级数字资源库体系，通过制定统一的资源标准、课程模板及技术协议，打造覆盖各专业群的数字实训、课程与工艺资源库，推动不同区域、院校间的共建共享，确保资源可复用、可共享且实现高质量供给。其二，打造全场景智能教学平台，整合AI伴学系统、学习分析系统、智能推送系统及虚拟仿真实训平台。AI伴学系统可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则能实现高危、高成本、高精度技能的虚拟训练，有效拓展职业教育的实训空间[22]。其三，研发职业技能大模型及专业垂类大模型，应用于智能评价、工艺分析、岗位能力建模、实训过程诊断等场景，推动技能评价从“经验判断”向“智能测评”转变。其四，搭建产教数据中台，实现企业生产数据、产业工艺数据与院校教学数据的互联互通，构建课程迭代、岗位更新、工艺变更及技能标准升级的闭环，促进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四）深化集群化育人模式，培育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

构建契合新质生产力产业变革需求的集群化育人模式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第一，建立多元协同的治理结构。打破单一主体主导的育人模式，构建“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的三组长制[23]，头部企业主导产业需求传递与技术标准供给，高水平学校负责教育教学转化与实施，行业组织承担标准制定与质量评估，各方权责明晰、优势互补，实现战略共商、资源共投、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第二，贯彻能力导向的培养逻辑。通过深度解析行业技术标准，构建科学动态的“能力图谱”，并将其系统转化为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实训标准与评价标准，围绕“能力图谱”，推动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五大教学要素联动改革，确保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精准对接。第三，创新开放融合的育人生态。通过组建“校校联合群”“企企联手群”“校企对接群”，实现优质师资、课程资源、实训设备、技术标准共建共享。面对新质生产力需求，在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重点领域打造面向技术技能人才的创新基地，推动“工程—工艺—技术—产品”全链条实践创新，推动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深度融合，将企业真实生产场景、项目任务、技术革新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形成多场景、多方式、多路径的综合育人模式，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素养。第四，推进教材数字化、立体化建设。实行头部企业专家、学校专业带头人、行业权威人员共同主导的“三主编”模式，编写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和数字教材，确保教材内容与产业技术标准同步更新。数字教材应突出沉浸性、交互性、易学性、丰富性，整合虚拟仿真实训、动态案例、技术资料等资源，规范数字教材的内容架构、技术规范与评价标准，提升教材建设质量[24]。

（五）推进职教出海与标准协同，融入全球技能网络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务必形成面向全球的开放格局。加快与国际职业教育标准的对接，推动中国职业标准、课程标准和技能认证参与国际规则体系建设。需从合作平台搭建、国际标准制定、证书互认推进、优质资源引进四个方面，推动职业教育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与全球技能标准体系。第一，构建“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平台。通过联合办学、师资共培、技能培训、产教园区建设等形式，输出中国职业教育标准，打造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技能合作共同体。第二，参与国际技能标准制定。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世界技能组织（World Skills）等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在数字制造、绿色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携手制定国际技能标准。第三，推动技能证书国际互认。实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行业证书、课程学分的国际衔接，为我国技术技能人才的全球流动提供制度保障。第四，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面向数字经济、智能制造、能源工程等领域，引进国际顶级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认证体系，推动国际资源与本土体系深度融合，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四、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创新

（一）规划统领：构建四级联动的系统治理新格局

“十五五”期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需以规划为牵引，构建“国家—省级—地市—学校”四级联动的总体规划体系，形成系统化治理格局。一方面，国家层面需明确职业教育在新质生产力战略布局中的功能定位，将技能人才培养融入国家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区域布局及人才规划体系，通过顶层设计明确发展方向、重大工程、关键任务和制度框架，构建覆盖目标、行动、评价与监测的整体结构。如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为产教融合发展提供了顶层指引[25]。另一方面，省级层面需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制定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规划，实施“技能人才供给规划”，实现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匹配；地市层面需通过建设产业学院、产教联合体、技能生态圈等载体，推动政策落地；学校层面需形成基于规划导向的办学定位、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方案、治理结构与资源配置体系。四级规划体系协同发力，构建从宏观到微观的完整制度执行链条，推动战略精准落地。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职业教育机制创新体系见图1。

三大体系横向协同，形成“规划统领—动力驱动—保障支柱”的完整治理闭环，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图1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职业教育机制创新体系

（二）动力驱动：健全任务驱动与评价激励的双向体系

职业教育改革需依托重点任务驱动与质量评价激励的双轮驱动，激发内生发展动力。一方面，重点任务驱动机制以职业教育重点任务为牵引，通过项目化、工程化、清单化管理推进体系重构。构建重大项目责任制，涵盖新型产业学院建设、数智化转型工程实施、现代专业群打造、国家虚拟仿真实训中心构建等项目，以项目集群驱动区域与学校整体能力提升；搭建任务监测体系，围绕专业动态调整、产教融合深度、创新能力提升、国际协作水平等核心指标实施定量监测，确保任务执行透明化，实现闭环管理。另一方面，质量评价与激励机制是驱动职业教育质量跃升的关键动力。构建以技术技能水平、就业质量、社会贡献度、创新能力、产业适配度为核心的多维度质量评价体系，并形成与资金投入、项目支持、资源配置、招生指标、办学许可等相挂钩的激励机制。在国家层面，对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院校、产业学院等实施分类评价；在产业层面，构建行业参与的评价体系，赋予企业、行业协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实质性话语权；在个人层面，推进技能认证制度改革，实现技能水平的国际化、可比性和可迁移性。任务驱动与评价改革构成双轮驱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从政策驱动转向机制驱动，从行政管理迈向质量治理。

（三）保障立柱：筑牢法治—投入—人才三维支撑体系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依托法治、投入、人才三大支柱，构建长效保障机制。一是完善法治体系。2022年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已确立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但随着新质生产力发展和职业教育体系重构，亟须推动配套制度修订与完善，包括产教融合促进法治化、技能等级证书制度法治化、职业教育经费保障制度规范化、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权责规则化、职业教育数智化治理规范化等。通过完善法治体系，推动职业教育从“政策导向”转向“制度供给”，为长期发展提供确定性保障。二是健全投入机制。在产业结构跃升与数智化转型背景下，职业教育投入需求快速增长，需要构建“政府投入+产业投资+社会投入”的复合型投入机制。政府需构建稳固的财政保障体系，提升生均经费标准及数智化投入占比；产业可借助税收优惠、产教基金、企业冠名实训基地等途径投身职业教育，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投入架构。三是强化队伍建设。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依赖于高水平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以及产业教授、企业导师等复合型人才体系的建设。构建“学校教师—企业专家—技术工匠”三位一体的人才供给机制[26]；完善产业教授制度，促使高级工程师、企业家、技术工匠经由稳定且制度化的渠道参与人才培养；推动教师企业实践制度提档升级，形成教师赴企业挂职、参与项目攻关、参与技术改造的常态化机制。同时，通过国际合作引进优质教师资源，形成开放型教师体系。

五、结语

“十五五”时期是职业教育深度融入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阶段。职业教育需以战略规划为引领、机制创新为驱动、数智化能力为支撑，通过强化类型定位、升级质量内涵、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数智赋能、拓展国际协同，实现从规模扩张到结构升级、从单向供给到精准匹配、从经验治理到数据智能治理的根本性转变。未来，职业教育需进一步构建基于产业预测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推动教学全过程的数智化转型，完善多维度质量评价与激励体系，建设国家技能大数据平台，完善法治保障体系，打造国际合作平台，从而深度融入区域创新体系，成为推动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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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野 霍丽娟

信息来源：《职业技术教育》2026(10)